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 医药房地产垫底
调查说明 调查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调查时间：2011年2月11日至2月14日
有效样本量：1007个
调查范围：全国5个大中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
抽样误差：5%
样本构成：男女比例50.1%与49.9%；年龄结构：15～24岁占18.3%，24～35岁占36.5%，36～50岁占35.2%，51～60岁占10%。学历结构：高中及以下占9.2%，大专占23.1%，大学本科占59.6%，硕士及以上占8%
弥合社会诚信“断裂带”
良好的社会信任结构，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
持续三年多的长江学者被举报事件终于尘埃落定。科技部已发布通告，正式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等人2005年所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这是第一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也是继2003年汉芯事件后国内又一起严重的科研造假事件。
但这只是中国面临的诚信危机的一个投影。社会急剧转型，身处其中能切实感受到，各个领域的诚信缺失现象层出不穷，消极影响不断。
为了解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于2011年2月11日至2月14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5个大中城市展开了民意调查。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8.7%评价“一般”，接近半数(46.6%)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甚至“很差”。
同时，本次调查数据还显示，相对于农村户籍被访者，城镇户籍被访者对社会诚信的满意度更低，而且随着学历水平的上升，被访者对社会诚信度的评价持续走低，47.7%的高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被访者，对当前社会诚信度评价是“差”，甚至“很差”。
医药卫生、房地产诚信度最低
在中国传统中，诚信一直被视为立身之本，是人际交往的首要准则。
但近年来发生的“周老虎”事件、曹操墓之争、三鹿“毒奶粉”事件、肯德基“秒杀门”、蒙牛“诽谤门”、唐骏“学历门”、河北大学校长“抄袭门”、张悟本及李一事件多领域造假丑闻频出，公众一次次感觉通往诚信的大门越显遥远。
“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这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从诚信主体来看，社会诚信包括ZF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三类。
“一些地方ZF诚信缺失，让我吃了不少亏。”张先生是本刊记者熟识多年的一位广东民营企业家，谈及在各地的投资境遇时，他抱怨道：“没去投资前，有的地方ZF许以种种优惠政策，说得天花乱坠。等投资之后，又出尔反尔，不兑现承诺，吃拿卡要更是常事。”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受访的普通民众对部分地方ZF诚信缺失现象严重也有怨言。比较典型的是，近年来各地方ZF举行的各类价格听证会，不少也因代表缺少代表性、程序不透明等屡遭公众质疑。
有研究者称，在ZF诚信缺失方面，主要体现在有些地方ZF和部门政策多变、不守承诺、随意性大、暗箱操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虚报成绩，等等。
在企业诚信缺失方面，在本次调查的10大行业中，受访者认为最不诚信的5大行业依次是：医药卫生、房地产、美容业、服务业、家政/婚姻/职介等中介业。医药卫生诚信度最低，遭到高达70.5%的被访者“投诉”，56.6%被访者认为房地产不诚信，仅居医药卫生之次。相对于总体人群的评论，高学历人群对房地产、美容、服务业、金融和旅游业的诚信度评价更低。
“医药卫生、房地产等重要行业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这些行业诚信缺失严重，折射出这些行业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社会学研究专家、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肖明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
肖明超进一步指出，如果基于市场经济制度的行业信任机制无法建立，那么在契约和公平之上的协定信任就难以实现，最终导致公众的很多生活与服务需求无从获得有力的保障。
在个人诚信缺失方面，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大多数人对整个社会的诚信状况评价较低，但是诚信度的自我评估数据却比较乐观。88.7%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是个诚信的人。而且学历水平、家庭收入、年龄与诚信度自我评估呈现正向相关关系，91.6%的高学历人群认为自己是诚信的人，而高中及以下学历被访者认为自己诚信的比例是81.7%，比高学历人群低大约10个百分点。
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不同代际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被访者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个诚信的人，而且家庭收入越高，被访者的自我评估越倾向于诚信。
本次调查数据还显示，农村户籍被访者对于以感情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的信任程度高于城市户籍被访者，62.3%的农村户籍被访者信任朋友，而城市户籍被访者信任朋友的比例为54.7%。
对此，肖明超分析：农村人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血缘、近邻以及周围的熟人的基础上的，相对封闭且人际关系较为单一，以感情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的稳固性更高，因此他们对周围人的信任度更高；城市人由于社会关系的多元化，以及城市的居住与工作形态带来的朋友关系的疏远，导致城市人对于社会关系的敏感度更高，自我心理设防和怀疑的倾向比农村人更突出。
加大社会运行成本
多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诚信度下降，对社会发展已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最明显的是，不仅造成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提防，使得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变得更加困难，对他人的同情、关心和帮助也变得更加不易。
媒体报道，2010年12月29日，福州六一北路与湖东路交叉路口附近，一位8旬老人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无一出手相助。就在两名女子试图将其搀扶起来时，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又让她们缩回了手。老人躺在冰冷的马路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分钟！
观察人士表示，这很可能是“彭宇案”后遗症——自2006年南京“彭宇案”以来，好心救助老人却反被告上法庭索赔的案例，已多次出现。
“目前在社会上，老实人吃亏现象比较多。”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的居民张先生对本刊记者直言。他担心，在这种“失信者占便宜，老实人吃亏”的社会氛围下，整个社会将会面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诚信缺失对个人的伤害，很多人已有切身体会。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有88.9%的被访者表示因别人的不诚信而有过吃亏的经历。不过，同时也有71.5%的被访者认为，自己身边的人“大部分”做到了诚信。
调查数据还显示，45.4%的被访者认为，当前社会上最为常见的失信现象是“假冒伪劣商品盛行”。对电视、报纸等正规媒体上发布的广告的真实性，只有46.2%的被访者表示“大部分相信”。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不讲诚信的坏榜样，破坏性极大。肖明超认为，在若干事件中，不讲诚信在短期内容易获得更多利益，如果这样的“坏榜样事件”没有受到社会道德的声讨、谴责以及法律的惩罚，将会导致不诚信行为的扩散。久而久之，就出现经济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驱使很多讲诚信的“好人”变成了“坏人”，很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
“造成了社会诚信链条的中断和损害，破坏了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规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博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诚信缺失会造成交易主体不被对方信任，限制交易主体自身发展，为防范交易风险被迫增加交易成本。
李炜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随着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往层次和交换频率的迅速扩大与增加，诚信作为一切交易活动的基础，必然要求被公众认同和遵守。
但诚信缺失已使我国经济秩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甚至影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损害了国家声誉。比如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不但以数万名儿童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也使国内外消费者对我国的食品安全产生信任危机，使ZF的公信力受到极大损害。
据海关统计，2008年1～10月中国出口乳制品11万吨，价值2.8亿美元，分别比2007年同期增长2.4%和50.4%。但受三鹿“毒奶粉”事件影响，10月当月中国出口乳制品1036吨，同比下降91.8%。奶粉成为乳制品中出口下降幅度最大品种，10月出口同比下降99.2%。
“诚信缺失使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比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造成无数个人身心伤害，家破人亡，大量企业举步维艰。”中国好人网创办人、华南师大理论部副主任谈方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诚信缺失还使得一些人靠骗人暴富，也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公众对社会和ZF产生强烈不满。”
由此产生的社会反弹，出口何在？本次调查数据显示，49.1%的被访者表示遭遇到无诚信问题，他们会到相关部门投诉、协商处理，28.9%的被访者声称会借助媒体舆论进行谴责，14.6%的被访者反映会诉诸法律。其中，50.2%的城镇户籍人口选择投诉和协商处理，而农村户籍被访者选择该措施的比例仅41.5%。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被访者在遭遇无诚信问题时采取投诉和协商处理的倾向性更明显。本次调查数据显示，50%以上的中高收入(家庭月收入8000元以上)人群倾向于采取投诉和协商处理措施
关键还在于ZF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影响人们诚信观念的成长中，排行前三位的因素或渠道分别是：传统文化、家庭成员和社会风气。仅48.5%的被访者认为学校的诚信教育效果理想，而且与学校教育相比，越是高学历人群越倾向于认同家庭诚信教育的影响力。
对于上述调查结果，谈方的解读一针见血：“当今学校的诚信教育，大多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有时教育者所言与社会现实不一致，更是削弱了教育的实际效果。”
谈方说，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个人利益得到了充分尊重。但有些人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膨胀，甚至为一己私利不惜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由此产生了利益最大化原则与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使原有的社会诚信受到猛烈冲击。
受访专家还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也是社会诚信度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市场经济活动数量大、变化快，加之信息的公开不够，使交易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给失信和欺诈提供了可趁之机。”李炜说，“同时，因为社会流动性加大和市场交易的不确定，也使失信者有了从事欺诈而逃避打击处罚的社会环境。”
李炜认为，ZF在市场准入、市场管理、市场监督、信息反馈等许多方面还缺乏完善的制度，在对失信者处罚力度上还缺乏有效的措施。“对公务员的管理方法失当和公务员自身素质不高，社会中介组织、社会舆论环境作用不充分等，也是社会诚信缺失现象蔓延的原因。”
社会诚信度下降，更是与一些地方ZF诚信缺失密切相关。“ZF的权力基础，是民众的认同，而ZF诚信缺失，势必使ZF与公众之间产生无形的隔阂。”谈方表示。
“有些地方ZF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不但失去ZF公信力，也拖累社会诚信。”谈方说，“有些地方ZF诚信缺失，是导致当地社会价值取向倾斜、是非标准混淆、社会诚信度下降的主要根源之一。”
他认为，社会诚信关键在于ZF诚信，ZF诚信体现于公务员诚信。因为公务员掌握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是ZF的“形象代言人”，其诚信行为如何，对社会公众具有强大的引领、示范和辐射作用。
李炜认为，在一个诚信制度不完善、部分地方ZF及公众人物正面形象欠佳的社会语境下，失信现象容易快速蔓延。
多位受访者表示，当今官场“两面人”对ZF诚信危害极大——有些落马贪官，除了揭出家里隐匿的巨额贿赂和一大串丑闻恶行，还能揭出苦心编织的荣誉光环和一大串廉政名言。
比如2010年9月被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罪判死缓的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在东窗事发前两天，还在反腐倡廉大会上慷慨陈词：“反腐倡廉是全社会的事。公开是监督的前提，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ZF如果自身不讲诚信，那么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无法要求百姓讲诚信。”周孝正认为，加强ZF诚信建设，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先导工程。公务员作为ZF行为的决策者和体现者，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这一观点具有较为普遍的民意基础。本次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关注程度最高的是ZF诚信，其次是个人诚信，再次是企业诚信。
调查数据还显示，年龄与ZF诚信关注程度呈正向相关关系。80后和90后关注ZF诚信的比例不足40%，而50后的关注程度则达到75.2%。相对前辈，青年人群已经更关注个人诚信和企业诚信。
以法治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必须以法治为基础，从构建ZF诚信入手。
谈方建议，把诚信作为考核地方ZF和官员的一个重要指标，而ZF诚信建设的重点则是民生领域的部门。“面对失信行为，要根据有关制度规定，对ZF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比对一般老百姓更为严厉的处罚。”
周孝正认为，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解决ZF诚信问题。中国社会问题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只有切实落实宪法给予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让百姓在诚信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
李炜建议，通过一系列的信用制度设计来推动社会体系建设，塑造社会风险防范及诚信多获利的社会价值观，完善个人和企业的征信系统。“要以法治为基础，信用制度为核心，将纳税、合同履约、信贷、产品质量以及贪污、行贿受贿、法院判决执行情况等信息，纳入个人和企业的征信系统。”
他表示，防范和治理失信，仅靠道德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社会诚信纳入法治轨道，加大惩处力度，使失信者无利可图。
肖明超建议，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媒体舆论以及互联网监督的作用，建立企业诚信度社会监督机制，对于不诚信的企业要及时给予曝光。“对于失信企业和个人，在公司注册、企业经营合作、银行贷款、信用卡申请等方面予以限制，做到一处失信，处处受制，让其失信的成本大大增加，从而真正产生自律的行为。”
“ZF各部门应依据自身特点，建立健全相关失信处罚制度。”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杜立元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具体而言，可对制售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的食品药品、家用电器等产品的经营者加大处罚力度，对产品的销售商、中间商(批发、代理、物流等经营者)、生产商三者予以并罚；修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对存在欺诈行为的经营者增加赔偿额度，改“双倍赔偿”为多倍赔偿，使失信经营者因惧怕沉重的赔偿责任而加强自律，自行规范经营行为，等等。
杜立元还建议，尽快建立与公开信用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如制定个人诚信管理条例、企业诚信监管条例，完善ZF信息公开条例等。建立统一集中或ZF、行业、信用中介机构三个层次的资信数据库，及时有效地向全社会提供信用信息。
受访专家同时指出，对诚信者的有效激励也不容忽视。而本次调查数据显示，54.6%的被访者认为，获得别人的认同，是他们讲诚信的最大的驱动因素。此外，诚信所带来的内心满足感，也是人们信守诚信的重要诉求。而相对于中年群体，青年群体更期待通过诚信获取别人的认可。
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62%的被访者相信未来社会诚信度会越来越高，目前社会的诚信状况不会影响他们对他人的信任感，而且高知高收入人群对未来社会诚信度充满更多、更高的期待
“ZF如果自身不讲诚信，那么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无法要求百姓讲诚信。”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