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失足者，你我同路人10.22-10.29
近来媒体上热炒一个新词：失足者。对于每日混迹网络的诸君来说，这个词语自然是心领神会，无需过多解释。笔者追根溯源，居然发现“失足者”原来是有典故的。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康生在延安中央直属机关座谈会上做了一个报告，题目就叫“抢救失足者”，其针对对象是潜伏延安的“第五纵队”，更具体点是外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这些青年仗着识几个字，每日在延安公共BBS上指点江山，出言不逊，或在群里大发牢骚，忆甜思苦，蛊惑人心。康老前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号召他们纯洁思想，与昨日划清界限。由此“失足者”一词光荣载入现代汉语大词典，虽然时代变迁，意思已非，但好歹也还有个印记。就比如“衣冠禽兽”一词，在明代这可是高级公务员的别称，即“文饰禽，武纹兽”，要是现在，说一个人“衣冠禽兽”，估计是皮痒找打了。“经理”一词，在明代可是宫中职位较低太监的称呼，读者如需寻根究底，只需翻翻史书，草蛇灰线，自然一目了然。高中时学《阿Q正传》，秀才骂阿Q“忘八”，当时以为是“王八”谐音，一翻也就过去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忘八端”省略语，八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忘八当然是不要脸了，至于阿Q能不能听懂，反正秀才是懂了。骂人都能这么含蓄，着实让人佩服，怪不得后来老毛要革文化人的命。
知识分子，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个好的命运，除了在春秋战国时昙花一现外，其余朝代，大多是作为花瓶来摆设的，如南唐御用诗人冯庭巳，乾隆就曾称纪晓岚为“倡优”，以及最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宋代好点，赵匡胤立国时曾立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缱之。虽时过千年，读来仍让人心里一暖。更多时作为异己剪除的，首当其冲往往是自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著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臭儒。秦王嬴政是个直率的人，取得天下后，忍受不了天下士人的唧唧歪歪，就在长安郊外挖了个坑，将460名硕儒集体填了肥料，据说那年骊山脚下的庄稼长的特别肥沃。
元马上取得江山，自然也看不起读书人，干脆来了个等级歧视：“九儒十丐”，著名的“臭老九”典故就来于此。张献忠拥兵四川，装模作样开科考试，众多天真士子蜂拥而来，很快评出状元，榜眼，探花各一人。张召集众人上庭，殿试：谁能用毛笔写个最大的字，必有厚赏！有士子用扫帚蘸墨写了个大大的王，张献忠捋须大笑：“汝有此才，他日必谋吾之基业”言语未落，立刻翻眼，将该士子双手剁掉，犹未飨足，将参考者四五千人驱赶至开阔地，一阵猛砍猛杀，血流成河，笔砚成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一幕。相传张大千先生作画时先在小孩屁股上沾几片墨，往宣纸上一坐，然后用胡须一勾，即成一副荷花图。要是大千先生早生几百年，估计胡须头颅都保不住了。成都曾掘出一碑，上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养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史称“七杀碑”，和谢逊的七伤拳同出一脉，只是一为理论，一为实践而已。我很怀疑此碑文所称的“人”特指读书人，依老张一贯观念，士人不稼不穑，满脑子功名思想，一肚子花花肠子，不杀留你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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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一直是种很微妙的关系，一方面，统治阶层需要知识分子的认可和维护，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对统治阶层的批评和蛊惑常常惹出泼天大祸。一直到隋初，高炯建设性的发明了科考这一平衡性举措，士人才彻底驯服于统治阶级，并通过科举这一途径去分一杯羹，这种考试架构一直延续到现在。晚清覆灭，有学者考证废除科举是一大推动力，原因是各地士子对朝廷再无向心力，见仁见智，暂不评判。
自五四启蒙运动后，中国多了两个人：德先生和赛先生。不遗余力推动这两位先生入中国籍的陈独秀当年宿居京城八大胡同，夜夜软玉温怀，红袖添香，写出一篇篇锦绣华章，撑起了《新青年》的一片天空，可见做学问和做道德是两码事。相对于历史书里动辄血淋淋的肢体横飞，民国对读书人还是过得去的。回头看看现代文学史上那些经典篇章，几乎都是那时所作，古语有“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乱世末年，却恰是文人创作好机会，在局势稳定的新中国，反而是百花凋零，百家不鸣，当然，这涉及一个政治环境。谈及民国，印象中好像只有鲁迅，以及他文中暗无天日，艰于呼吸的【屏蔽文字】社会。最近重翻了沈从文，梁实秋的文章，对那个时代又多了些认识。那个时候ZF除了在学校灌输下三民主义，是没时间管理文艺这块田地的，于是放任各种杂草疯长，倒也异样纷呈，各称一派。郁达夫二十年代写的《沉沦》，据说一时洛阳纸贵，江浙学生纷纷涌至上海购买，一睹为快，如果那时有论坛，估计木子美女士肯定甘拜下风，至于名震一时的《毁家诗纪》更是八卦新闻的头版头条，上学时某现代汉语老师，一个瘦老头讲到此节仍津津有味，爆料说自己文革后曾慕名去上海看过王映霞，众人翘首齐问风姿如旧否？老头故作伤心道：泯然一鸡皮老太矣，众大笑。当大多数女人还遵守三从四德，授受不亲时，潘玉良和刘海粟已经率先在大学开展人体画，前几日在网上看到有人痛骂苏紫紫，罪名是有伤风化，让人无语。五四运动那天，张国焘带领学生上街，校长蔡元培在门口拦阻，被小张一把拨开……回来后张继续上课，蔡继续当校长，相安无事。辜鸿铭以前清遗老自居，一袭长袍长辫，讲课谈到骂人一事，忽觉有趣，遂召集各地同学，依次在课堂上用方言一一骂来……民国人的精神，气质，面貌，习性，礼仪，无不带有特殊的趣味，或亮丽挺拔，或温婉细腻，高低起伏，咿呀有声，构成一副生动的立体浮雕，至今品味，仍不免会心一笑。上过小学的人都会唱一首儿歌“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这首由聂耳填词作曲的儿歌一贯被政治利用来反衬国统区儿童流离失所的凄惨生活，但有一个史实是，三毛们卖的是大多是《新华日报》，因为国民ZF的《中央日报》早就走摊派路线，专人送达了。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仍在陪都重庆，汉口设有分社，这个恐怕出乎好多人的意料之外。
记得以前看某电视节目采访费玉清时说：“自小被父亲耳提面命……”感觉心头一震，恕我寡陋，耳提面命这个词语我那会真是第一次听说。听几个台湾人聊天，你先生我太太的，感觉很文雅，反之，一群人在那里你老公我老婆的，顿感粗俗不已。八零年代后期，华夏大地凡有井水处，皆有邓丽君歌声，蒋中正后半生未竞事业，由一个弱女子来完成，文化的软实力，可见一斑。
一花一乾坤，一叶一世界。文化这东西涵盖很广，远到历史传说，近到绘画建筑，只要你能自圆其说，都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推而广之，所有的狭义文化组合成广义的社会文化，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时代气质。一九四一年夏，也就是康老前辈抢救失足者前几个月，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毛泽东做了个影响深远的报告，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点提出，文艺要摒除小资产阶级思想，要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个讲话彻底推翻了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和个体体验，在特定的环境下权宜之计削足适履，文艺为政治服务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一看那时的作品题目即可知道内容，如《小二黑结婚》《白毛女》《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岩》等，这些都是配合中共政策的应景之作，遗憾的是，本人都看过，这些在上学时是必读内容。当然，也有认死理追求真文艺的，如王实味就不识时务的发表了个《野百合花》，结果一批再批，最后扣了个【屏蔽文字】集团首领帽子，在转战中被贺龙秘密杀掉。另一个硬汉萧军一整再整，硬是挨了过来，终享天年。从那时起，文艺就失去了灵性，而成为政治服务的武器。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政治强势的时期，艺术必定孱弱，反之亦然。艺术与政治，生来是天敌，水火不容。如果硬要拉郎配，那只能是杂交四不像，弄不好要人格分裂，典型的如伟大文学家郭沫若，读者可翻阅他对伟大旗手前后的讴歌便知一二。
革命时有文武两条阵线，一手抓军事，一手抓文艺，两手都硬，最后取得了胜利。革命后栓在文人脖子上这根链子本该解掉，没曾想却变本加厉，勒的越紧。神晓谕人们必定幸福，只需忍耐，却不可睁眼。如今金钱至上，礼崩乐坏，方想起文化救国，可惜这东西不是建房垒墙，非三二十年，一两代人不能为。曾见过一种南瓜，雏瓜时放入一个任意木器中，长大后便和该容器形状完全吻合，主人得以市售，并奇货可居。若人的思想也这样，那必定引起种族的退化。
伟大导师曾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百家争鸣，百家齐放”文艺方针，似有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拔乱为正之意，但历史证明，这只是一个阳谋。至今，文艺仍以“主旋律”为指导思想，歌颂成风，肉麻的让人愤怒。就连乡土俚曲起家的二人转也攀上主旋律这根绳，让人不得不由衷赞叹一声：太他母亲的与时俱进了！现今失足者出卖的仅仅是肉体，而七十多年前，读书人就连思想肉体都出卖了，戴着镣铐跳舞，幸福着别人的幸福，快感着别人的快感……
文艺复兴，请先解开那条狗链。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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