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抢在年轻人负面情绪全面爆发之前完成收入分配改革
自古以来，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与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固直接相关，数千年的历史无不印证了这一点。如今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高速财富积累之后，也不得不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而这直接关系中国未来的国运。
历史的教训
古往今来那些曾经雄极一时，最终却从内部崩溃的强大政权们基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国家末期都出现了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
然而与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内部豪强势力的财富丝毫没有受到财政危机的影响。如清末风雨飘摇之下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这样的重臣却能留下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家产。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那些从国家体制中获得利益的群体往往不愿意承担国家责任。中国的士大夫们往往享有免税和免兵役、徭役的特权。这样为国家正常运转提供养分的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了普通人身上。但是那些不承担国家责任的特权集团本身还在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并且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进一步逃避国家责任的同时吃掉更多的国家红利。
而比国家责任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回报的分配问题。在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和中英鸦片战争之前，观察其王朝更替的规律，不难发现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往往会对田土等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使得失去生存根基的流民能安置下来成为新王朝的纳税人。但由于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本身就拥有更多的田土等生产资料，且享有不用纳税的特权，这使得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一般的自耕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特权阶级往往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兼并更多土地，而他们兼并的土地越多，能够给政府纳税的土地就越少，而政府为了维持其自身运转又不能降低税收总量，因此分摊到每一份田地、每一户人家身上的赋税就变得更重了。而这又加快了普通自耕农的破产速度，进一步恶化了土地兼并的情况。特权阶层还可以通过土地兼并等方法，让那些原本给国家上缴税赋的自耕农变成只给自己交租金的佃农，进一步掠夺财富。最终，国家的税收难以为继，引发了财政危机与国家动荡。
因此，国家的财政危机只是表象，其背后的真相是内部的特权阶层逃避国家责任的同时贪婪的掠夺走了那些原本用于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财富，最终使得被压榨的底层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对国家财富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新的特权集团，因此这样周期性的崩溃与重建几乎贯穿了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农业时代。
直到今天，这样的故事依旧还在上演。
现在的美团、滴滴等垄断企业以及其他特权阶层完全可以视作前面故事中的特权阶级。现在的中国一方面是美团、阿里、滴滴和腾讯等巨头财富飞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国家社保、医保等资金长期面临资金压力的现状。
中国收入改革的成就与问题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的收入分配方式发展来看，每一次改革都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如今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改革发展红利分配不均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加强政府兜底，发动力量帮助全国最落后的群体脱贫；另一方面开始调节收入分配，尤其是对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加大了调整力度。
从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来看，收入改革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民众收入水平普遍得到大幅提升，并且消灭了绝对贫困。
然而任何一种规则和制度都不是绝对完美的，中国收入改革每一个阶段也制造了新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今资本回报率将劳动回报率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2005年之前毕业的大学生，基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在城市中买下一个栖身之所，但越往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就被房价增长的速度甩下的越远。
诸如房子、土地、矿场、原料等生产资料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能提早“上车”的人也必然是有限的。到如今，很多中国年轻人出生的时候，中国这辆经济快车就已经发车了，等他们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上车的机会，这将不可避免的激化中国人代际之间的矛盾。
资本回报率太高的另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市场投机行为变得更加普遍。现在观察中国经济，基本离不开一个“炒”字，从以前炒房子，炒股票，到现在很多人炒鞋子，炒比特币和以太币等数字货币。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压力时时刻刻都存在。
更严重的是，中国的资本现在也出现了美国资本集团一样的情况——逃避国家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舆论场上逐渐出现了“佛系”、“躺平”、“内卷”和“打工人”等互联网热词。当年轻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上车”的时候，不得不开始无奈的接受这个现实，在发觉努力也不可能改变的时候选择了放弃努力，让自己过得尽量舒服一点。而其它还想去追赶经济快车的人，就不得不在剩下不多的资源里疯狂的相互倾轧，尽可能的让自己超过别人一点点，更早进经济快车一点点，这便是所谓的“内卷”。长此以往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就像很多香港青年人很容易被煽动去破坏自己的家乡一样，这些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在劳动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巨大的鸿沟之前绝望的时间太长的话，他们也是很有可能被煽动起来的——如果家乡的好与我无关，那么我又怎么把自己视作家乡的一份子呢？
中国改革开放时面对的是早已经被西方老牌强国瓜分干净的世界，再也不可能走英国当年海外扩张殖民地，对殖民地进行掠夺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路了。因此，中国这种向内寻求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决策也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它也确实帮助中国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让中国用四十年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走过的路，并催生了阿里、腾讯、美团、滴滴等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公司，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中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抢得了广袤的市场，甚至在移动支付等领域对西方老牌发达国际实现了弯道超车。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回到过去并否定过去，而是立足于当下面对主要问题，着眼于在未来解决这个主要问题。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未来的发展趋势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而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除了所处的历史阶段、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地理位置的不同、市场正常竞争以及自身努力程度与实力不同等这些无法回避的因素以外，从未来趋势看，受全球化、技术变革以及生产交易方式变化等因素影响，收入分配领域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也会不断产生。
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为威胁到执政的根基，因此中国政府在收入改革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放弃追求效率，但兼顾公平的原则。尤其是在现阶段更是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收入分配的改革，推进了一系列措施。无论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还是中国六亿人月均收入一千元，人均年收入3万元，于是就有了现在中国政府对阿里、美团等资本巨头展开的反垄断调查，及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等行动。
早在2016年前后，中国就已经展开了对收入分配的调整。中国主要在三个方面发力。第一，继续将经济的蛋糕做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第二，改革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对体制内的政府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员工的隐性福利、灰色收入和工资等进行了改革，推出了一系列的限薪令。同时，中国政府还对娱乐明星、影视文娱等行业颁布了限制令，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力度，还加大了发达地区对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第三，中国的全面脱贫缩小了低收入阶层与其它阶层之间的差距，同时在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发力，实现国家对全体国民的兜底。
这三项措施，就像是从中国收入群体的两侧向中间挤了挤，即把冲在最前的高收入阶层稍微向下压一点，也把低收入阶层向上托一点，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为了避免未来中国的资本集团也像美国的资本集团一样逃避国家责任，中国将对现在的财富第一次分配做出调整，针对资本巨头的限制将变得更加严格，资本回报率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者可以依靠劳动获取更高的回报。
人类社会近三百年的发展，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快速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世界总会快速改变的错觉。然而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绝大多数时间停滞才是主旋律。人类在农业时代停留了数千年，才进入工业时代，而我们现在进入工业时代享受的仍然是两百多年前基础科学发展的红利。
我们感受到近两、三百年巨大的变化，事实上只是经历了人类文明从第一层台阶上到第二层台阶的过程，而我们要在第二层台阶上停留多久，目前并不好说，而且也不乐观。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已经陷入了停滞，甚至衰退发生的可能性也在直线上升。在下一次科技革命到来之前，各国必然面临缺乏增量市场的现状。尤其是中美两国，从民间到官方，双方的对立情绪正在快速升高，但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都没有从外部毁灭对手的能力。因此双方的对抗和竞争更多会转向对内部的整合与优化，只要自身的问题比对方小，就可以用时间拖垮对方。
任何主义，任何思想，归根结底都是要解决民众最迫切、最主要需求的。就像中国农业时代不可能靠四书五经去解决饥民饿肚子的问题一样，尽管中国现阶段取得的成就与相应的舆论宣传极大的提升了中国年轻人的自豪感与国家凝聚力，现在的中国也不可能依靠思想宣传解决中国年轻人赶不上中国经济快车的现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年轻人普遍对中国的前途表示乐观，但对自身前途感到迷茫的原因。
可以说中国这场改革的成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国运与世界秩序。而从中国舆情变化来看，如马云等商业精英从被中国人羡慕和崇拜的对象，到被许多人批评成为富不仁的资本家等，都意味着新加入中国舆论场的年轻人对以往收入分配制度的负面感受积累的越来越多。因此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也必须要加速进行，至少要抢在中国年轻人的负面情绪全面爆发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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