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而言之，“寒门出贵子”这种传统的、温和而善意的民粹式理念，是不宜于在现代社会片面鼓吹和信奉的。整体而言，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要有阶层升降的渠道，但是社会阶层的流动不宜过于剧烈。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的根本问题在于，身份隔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的限制，阶层上升渠道非常狭窄。高等教育机会等同于改变身份的机会——几乎是唯一的机会，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紧张感。而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并未对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情况做好相应的准备。
四、总结：“寒门出贵子”不仅是教育问题
“寒门出贵子”，做一种观念上的现代转换，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公正与平等的问题。这种平等，不是“平头的平等”——不可能要求各人发展最后按照人口比例去分配成功的结果。这种平等是“平脚的平等”，即给予每个人——无论家境如何、经济条件如何，都有自我实现的平等机会。而归根结底，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要在教育领域解决这一平等问题，重点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法定的义务教育，是ZF依法履行的职责。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一个负责任的、重视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ZF——无论是专制的沙特，极权的前苏联，还是宪政民主的英国，都应该给国民提供一个平等的、充分的普及教育。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现行《义务教育法》在资源投入上、责任分担与追究上都是模糊不清、徒具空文。受害最深的当然是出身寒门的贫困生——主要是农村生，以及部分城市贫民子弟。普及教育阶段出现的问题，不是民间的贫富差距、阶层分化，而是ZF责任的严重缺失。如果不解决普及教育阶段的问题，教育领域的所有问题都无解。——平等教育的机会，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把办好义务教育的权、责统一，切实落实到省级ZF。《义务教育法》中处处以国务院教育部为首的措辞，仅仅是纸面上维持高度中央集权的形式主义。中国现实的巨大地区差异，能够实现省级行政区划中普及教育水平的平衡发展已经很好了，指望教育部组织和维持全国的普及教育体系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近年来教育部除了华丽丽的“教育改革”外，到底对中国基础教育建设有多少贡献？在基础教育领域投入了多少经费？实在是不好说。
多级分责，实质上就是限于了无责可问。经费支出、办学义务，应由省级ZF全面承担，相应的是，教育经费资源也应由省级ZF统一管理划拨。其预算比例应由法定形式予以确定，并切实问责。教育部对普及教育，只要做好政策的制定与监督，权责与省级ZF分离，才能做好“裁判”。整个教育体系的运作，应该公开透明地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尤其是在经费来源和支出方面，应以彻底的阳关政策，保证强势ZF按照国民的意愿办好教育。《“寒门难出贵子”》一文可谓用心良苦，但是聚焦高等教育的部分稍有舍本逐末之嫌。——如果寒门子弟在普及教育阶段已经失去了平等的机会，高等教育是无法弥补的。
然而，即使教育领域的问题都解决了，““寒门出贵子”在当今社会能够实现吗？笔者对此很悲观。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社会阶层上升渠道通、阶层凝固的严重问题，不是教育状况局部所造成的，而是触及庞大体制的深层次。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官员选拔制度、国有垄断强势把持利源，和教育相关的拼文化、拼知识、拼素质——甚至不那么健康的“拼文凭”,其实都不那么重要。在拼爹、拼干爹面前，都不值几文。
结束语
在教育领域争取发展机会的平等，是尽人事、知天命的努力吧！
首先，高等教育资源同样面临了严重的不平衡。集中在北京、上海的重点高校，是举国体制的产物，尤以清华、北大为著。地方大学的发展滞后，本来应该成为高校中坚的省级大学与清华、北大为标杆的国立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太大。《“寒门难出贵子”》一文中指出，农村生源正在向地方大学集中，这一点本身并非坏事。对地方大学选择生源、优秀人才留在各省都有好处。但是，地方大学本身能够获得的资源有限，难以与国立重点大学形成竞争，影响了学生的前途和发展。
其次，高等教育学制僵化，不利于贫困生入学与完成学业。中国高等教育的学分制改革很不彻底，学生管理僵化。入取资格当年有效，中途休学操作困难。使得海外常见的，保留学籍延期入学，中途休学打工赚学习费用，在中国高校中很困难。这无疑加大了贫困生完成学业的困难。
其三，ZF应大力扶持贫困生完成高等教育。ZF应该支持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要全面承担社会责任，以助学金、奖学金、无息助学贷款等方式支援贫困生完成学业——任何一个高考达标，却因负担不了学费而致失学的贫困生都是这个国家的耻辱！
其四，职业教育体制消亡，高等教育取而代之，学校与学生皆不堪重负。中国的职业教育体制事实上已经消亡，其中重要的因素是上世纪末兴起的高校扩张风潮，将大量职业教育机构合并、升格为高校。完成了数字上的“高等教育建设规模”，但是成本低廉、贴近社会现实需求的职业教育体制从此覆灭。而中国大部分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学生，实际上需要的是各种层次的职业教育，而非精英式的高等教育。这股风潮是违背了社会发展需求的逆流。社会阶层分化，对教育提出的要求是教育结构层次的多元化。可是，这股风潮的方向却是高等教育一元化。其结果是加重了高等教育的负担，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总体质量，又提高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成本。摆在应届高中毕业生面前的选择，要么接受性价比不高、显著昂贵的高等教育，要么直接从事低端职业，而且几乎没有再教育的机会。这是残酷的两害选择，尤其是对贫困的“寒门子弟”而言。纸面上、数字出政绩的“高教大跃进”等于抽去了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两格阶梯——职业教育、高等职业，其危害是很显著的。
因此，对高等教育中“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既要理性看待重点高校中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的情形，不能奢望以人口比例来要求清华、北大的生源比例，要尊重开放竞争的高等教育入学标准；也要正视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满足社会多元化的教育需求，不能把学生的前途命运栓死在高等教育上；还要调整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机制，给贫困生更多筹措学习费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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