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领域乱象的制度根源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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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1月17日刊发了两篇报道，其一称：杭州网友发帖曝光该市多家医院数十名医生收受回扣，激起轩然大波。此次“回扣门”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具有普遍性。药品回扣的产生，有着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另一篇报道则说：卫生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出现了反弹现象。据此，卫生部强调，受贿医师，或被取消执业资格。
　　对医疗领域乱象，广大患者深恶痛绝，各界人士也感同身受。一般民众基于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公费医疗制度的“美好”回忆，对今天的医疗服务“市场化”口诛笔伐，希望ZF出手力挽狂澜；而医务专家、行政官员、ZF部门、传媒机构等等，也是殚精竭虑想办法出主意，一个又一个医改方案、新医改方案、新新医改方案纷纷出笼，又悉数无疾而终。
　　此番人民日报刊文称，医药回扣屡禁不止根源在于制度，又在坊间激发热议。但细看报道，却发现记者开出的药方仍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其所谓制度根源，一是指医生的劳务技术价值长期偏低，不能通过“阳光收入”实现自我价值；二是指ZF在治理药品回扣问题上惩罚力度不够。若认真追究，这两点其实仍只是机制层面的问题；真正的制度根源，涉及医疗领域的资源分配、产权配置等方面深层次问题。
　　多年来，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不少专家和官员，都没有把医疗服务资源分配和医疗机构资本配置这两个概念搞清楚。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医改最大的失误，并不是出在医疗机构（医院）的市场化经营方式和资本市场化配置上（这方面我们还差距甚远），而是缘于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些公共品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合理。这些资源的分配主要是ZF的事，跟医院的市场化运作是没有关系的。
　　有两个原则性问题必须厘清。其一，现代社会，公民理应享受廉价甚至免费的卫生保障和基本医疗服务；而这样的公共品提供，则须由ZF为主、社会为辅来承担。其二，除此之外的医疗服务，应该交给市场和社会去解决。而当今的医院基本上已是企业法人，它们当然要有自己的商业利益考虑。低收入者看不起病，说不能怪医院收费高，只能怪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制度坍塌后，没有及时用新的卫生保障体系去取而代之。至于看病贵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于医疗机构市场化程度低，无法让患者“货比三家”选择医疗服务。
　　进而言之，当我们回归了常识，即可发现，提高医生的劳务技术价值，加大对回扣的惩罚力度，这些问题真的只是枝节皮毛。医改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首先，ZF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为公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买单，同时公平合理地分配好公共医疗资源，尽可能避免支付过程中的“公地悲剧”。第二，ZF应集中精力和财力办好社区医院，解决居民基本卫生保障问题，并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打破公立大医院的准垄断地位（大医院民营化是必由之路），使全社会的医疗服务费用幅度，在市场法则作用下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