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清代总督]勤于政事，任劳任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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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于政事，任劳任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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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赐题“印心石屋”
陶澍为政的座右铭是：“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勤于政事，身体力行，任劳任怨，认真负责，是陶澍吏治的基本原则。任职吏部时，“案牍如鳞，亦以一手治之，未尝假之书吏。”在川东，他一反官场因循疲软的拖踏作风，雷厉风行，“有诉立讯，剖决如流”，所有诉讼积案，都得到妥当的处理。在安徽清理钱粮，“日夜栗栗，伏案勾稽，如老诸生目耕之不遑也。”任考官评阅试卷，每卷阅读三篇，才动笔写评语，作结论，不致使优卷落榜。陶澍位至封疆后，手下幕僚、书役成群，仍然坚持自已动手，事必躬亲。魏源称其“手不释卷，奏议下笔千言，无能代具草者。”“洪音环辩，上下古今，往复曲折，无不达之意。接见寮属，自辰至午，指麾区处，不遣钜细。”大小兴革，从决策到实施，均亲力亲行，井井有条，水到渠成。
陶澍勤政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重调查、重实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强调只有深入调查实际情况，了解各方利弊，才能求得真理。为政一地，就要了解地方的山川、风土、人物、官师、学校、财赋，才能从实际出发，办好政事。四川总督蒋攸銛说，陶澍每到一地，对地方情形的了解，便透彻无遗；而别的人到一地，总需数月才熟悉地方情形。陶澍主持海运，“宵旦讨论，寝食筹度，徵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诹之海客畸民，众难解驳，愈推愈审，万举万全。”只有全面周密地把各方面的情况调查清楚，才能制定政策，采取行动，海运的成功才有可能实现。
陶澍勤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不仅勤于动口，调查了解情况；而且勤于动手、动腿，经常检查督促，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曾有人记载陶澍检查、验收吴淞江水利工程情况：“屏舆从，徒步视察，不受属吏欺，风霜劳淬弗恤。”亲自以水尺测量坝内外深浅宽窄，凡不符合规定的，予以严诘，立即返工。陶澍主持的水利工程，都经受了洪水的考验，发挥了长期的作用。当时，一般官员验收工程，多是“骑从如云，堤上拥八驹疾驰而去”，丝毫不顾工程质量。
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陶澍和林则徐经过认真的调查、考察，共同提出了以“自铸银币”为中心的改革货币的主张。这能抵制国外货币的侵掠、保障本国货币的稳定，解决当时最大的财政问题，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善于政事，有胆有识
魏源曾评价陶澍是“骋古今之学，剚繁剧之才”：“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及备兵川东，摘伏发奸，又为能吏。” “能诗”，指文学才能；“能言”，指有胆有识；“能吏”，指行政能力。陶澍进入官场后，以能员著称，特别善于处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难题。
陶澍善于政事的行政才能，首先是其丰富的学识为之奠定了基础。陶澍自幼以神童著称，聪颖机敏，思维清细，长于记忆，善于理解。陶澍不仅认真学习了四书五经、子史文集等儒家经典和官方文集，而且博览了野史、笔记、方志、族谱、小说等杂书。进入官场后，又在翰林院、国史馆任职，多和文人、学者打交道，学识大进，知识面更加广泛。陶澍极爱学习，家中藏书极多，左宗堂在小淹时曾说：“吾在此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左宗棠在晒书时，偶然发现沙漠寻水之法，后在西北作战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一例，说明陶澍藏书广泛、实用；也说明陶澍读书的广泛和知识的丰富。
陶澍善于政事的行政才能，其次是其丰富的经历为之奠定了基础。陶澍入仕后，任京官十年以上，接触了清王朝中央ZF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考试、教育各个部门；外任时，又去过四川、山西、安徽、江苏以及路过许多省份。从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从中央部门的编修、御史、考官、给事中；到地方的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阅历的丰富，不仅积累了经验，特别增长了行政能力，既能在复杂情况下处理各种难题，又提高了综合全局的指挥决策能力。
陶澍善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在于能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抓住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即他所说的“正本清源”、“提纲挈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抓主要矛盾”、“牵牛鼻子”。魏源称其“生平所至兴革，务挈大纲，导大窾。”在盐政问题上，官盐滞销、私枭猖獗、盐课无着，陶澍抓住官盐成本太高这一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强调解决的办法就是“减价敌私”，盐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治理江苏水利，陶澍从全局出发，作了深刻的分析：“天下之水利，莫大于江南，太湖又江南水利之大者也。其泄而注海之道，曰吴淞、曰浏河、曰黄浦。而洞庭东西山支河别港，随地得名者，则有三十六浦。旱潦于是乎备，衣食于是乎生，财赋于是乎出。故江南水利，必先治太湖。治太湖，不惟治其下游之吴淞、浏河、黄浦而已，其支流河港，亦必次第治之，而后小水治，而大水益治。”江苏水利的治理，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次第兴修的。
陶澍善于政事的又一突出表现，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知人善任，充分发挥下属官员的积极作用。封建官场，多用人唯亲，相互结党，又官官相护。皇帝也利用官员矛盾，驾驭群臣。如地方大吏总督、巡抚分别向皇帝负责，总是互相猜疑斗法，皇帝也利用其控制封疆大吏。陶澍胸无城府，待人表里如一。从京官开始，就团结了一群官僚，如宣南诗社，就是陶澍与同僚联络感情的一个团体。陶澍任巡抚时，与总督孙玉庭、琦善、蒋攸銛关系友好，并先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任两江总督后，又能和三省巡抚卢坤、程祖洛、林则徐、陈銮、张师诚、邓廷桢、裕泰、钱宝琛等人团结合作。清代两江总督与河运总督因职责和地域的牵扯，一直矛盾颇多，相互指责。陶澍却和前后河运总督张井、麟庆和衷共济，相互支持，为有清一代少见的奇事。陶澍不仅能在错综复杂的封建官场应付自如，而且善于识人、用人。《清史稿》说：陶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风生、俞德渊、姚莹、黄冕诸人之力。”陶澍在政治上的成功，和他善于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基本上重本轻末；陶澍却重商、用商、便商、利商。海运的成功，商人之功非常显著。其他如盐政改革，将官督商运的运销方式，改为商人自由运销；兴治水利亦重视商人，治理白茆河即是官民合资，让商人参与水利建设；赈济灾荒也借助商人，运米灾区；此外，地方营建、振兴文教、建设沙洲等，都重视商人的作用，注意发挥商人的力量。
此外，陶澍为官，始终坚持一个“廉”字。他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盐政衙门照例每年支付“赏需银”二万两，陶澍却不受馈赠，并明令裁革。陶澍兼任两淮盐政后，每年养廉五千两，陶澍又认为总督的养廉“已极优厚”，而将盐政养廉上缴国库。当时的官场，“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陶澍不仅不“百方罗致”，也不“择而受之”；而且连兼职的工资和合法的收入也辞而不受。陶澍轻钱财、秉廉洁使他免受反对派弹劾攻诘，亦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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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清代总督] - 评价
陶澍评传清代两江总督林则徐曾作一联挽陶公，对陶澍作了这样的评价：

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

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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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